第349章 七十年代的变化(3 / 4)

派即所谓全面出击转为重点反对苏联。

    同样，美国对北越的轰炸突然升级，也使中国人意识到了情势的不利。轰炸越猛烈，越共对苏联高级武器的需求越大，在军事援助上，中国也将越来越处于边缘，以至最后会失去越共这个盟友。胡志明走了，维系中越友好的一条重要钮带已经断裂，在与苏联的军援竞争中，中国越来越不占优势。而苏联拉拢邻近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孤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突破外交困局的问题，便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线，并且越来越加以重视。

    但长期的敌对要想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的步伐也不敢迈得太大，以便遭受挫折时还留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开始进行的主要还是一些旁敲侧击的暗示和迂回表示，并且努力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

    中国的策略是先从外围入手，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进入核心。七十年代初期，令世人感到震惊，并且令国际左派进行抨击的大事件接连发生了。中国正在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经长期和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六十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但现在，这个大坏蛋，大恶棍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在七十年代初期两次访华，和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中国方面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但在阿连德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力推翻，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一九六五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

    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八十个国家中只有三十八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

    中共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冷而不断”的决定。于是，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中，中共却默不作声。

    与此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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